当中国灵活就业人口已接近3亿，约占整体劳动者的三分之一，但我们依旧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体系时，某些专家却试图将这一现象粉饰成“自主选择”。这是一种将“缺乏选择”美化为“享受自由”的语境扭曲，犹如将“裁员”谄称为“优秀人才的流动”，或把“降薪”形容为“共克时艰”。近期，北京大学的张丹丹教授在一次访谈中表达了她的看法，认为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她认为，相比拥有五险一金的正式员工，灵活就业者追求的是时间自主权，因此国家不必为他们提供过多的社会保障。
此言一出，立刻激起网民的广泛反响。在这似乎是“灵活就业”成为常态的时代，其论调的讽刺不言而喻。她的说法如同一个在舒适办公室工作的精英对着在大雨中努力工作的外卖员喊：“看你多么自由！”这一幕真是对底层劳动者的无视与讽刺。实际上岂止是“何不食肉糜”，而是将过期的饭菜打扮得花哨后，迫使人们去品尝，并问：“味道好吗？”
在这其中，虽然也有一些理性声音试图为张教授辩护，认为她并非纯粹误导，甚至提出过社保补贴等建议。但在公共讨论中，把“灵活就业”与“福利”相联系，实际上反映出知识分子的傲慢与偏见。在严谨的学术研究中，“灵活性”可能是中立的术语，但在现实里它往往意味着不稳定和生存压力。
很多从事外卖或网约车工作的人员之所以选择这种就业模式，不是因为对固定工作感到厌倦，而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将“缺乏选择”定义为“自主选择”，并美化失去保障的现象使其成为“自由的福利”，这实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语言游戏。当今，连那些被算法压榨的网约车司机也被视作享受“灵活性福利”的幸运儿。
张教授认为，固定工失去时间以获得保障，而灵活就业者保留时间却失去保障，这种逻辑虽看似合理，实则完全脱离了现实。如今的外卖骑手或网约车司机是否真正享有“时间自主权”？在名义上他们是“自我管理”的劳动者，实际上却是在无情的算法监控下辛苦奋斗。若不工作便无收入，若工作慢则评价下降，甚至在恶劣天气中还要忍受平台的诱惑与威逼。
一份固定工作有明确的时间界限，而灵活就业者则是全天待命，任何的拖延都可能转化为生存焦虑。在极端的数字操控下，谈及“自由”简直是一种滑稽。真正的自由是拥有说“不”的权利，而当劳动者连喘息的余地都没有时，还将这样的状态称为“自由的福利”，实在是对自由这一概念的最大侮辱。
张教授的观点还暗藏着另一个危险的逻辑：自由与保障似乎是对立的选择。若选择了“灵活”，就应当接受社保的缺失。这样的逻辑在全球背景下显得既荒谬又落后。观察那些社会保障政策较为完善的国家如何应对新业态，就会发现问题的根源与解决思路，尤其是在近些年，欧盟积极推出《平台工作指令》，力求为灵活就业提供更多支持与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