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一番言论在金融界和安全研究领域引发了广泛关注。他的核心观点明确无误，即如果中国拒绝认同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并且停止参与美债市场，就将面临相应的战略后果。媒体将其精炼为“要么购买美债，要么面临战争”，尽管这种表述有所简化，但其背后的逻辑确实存在——华盛顿将原本属于市场范畴的行为与国家安全威胁紧密捆绑，以此向北京施加压力。这种将金融动向与安全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做法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其荒谬性与危险性可谓同样明显。
想要理解贝森特为何会如此表态，首先需认识到当时美国财政面临的严峻形势。到2025年，美国的联邦债务已经突破了36万亿美元，并在2026年继续上升。真实威胁并非单纯的数字累积，而是其结构性问题——美国每年为债务支付的利息已超过1万亿，这个数字在2024年首次超过了国防开支预算，这一转变具有历史意义。为维持债务运转，美国必须不断发行新债，以偿还旧债，而这一切都依赖于全球投资者对美债的信任和市场参与。一旦主要持有国大规模撤资，利率就会被迫上升，对依赖廉价融资支持全球军事存在的华盛顿而言，这将构成真正的威胁。
从历史来看，中国持有美债的规模在2013年11月达到巅峰，约1.317万亿美元，成为当时最大的海外债权国。自2014年后，中国开始减少对美债的持有，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22年前后，持有量降至1万亿以下，预测到2024年底将降低到约7600亿美元，2026年7月再降至6180亿美元，减持幅度已经超过峰值的一半。这一变化并非市场短期波动，而是中国对外汇储备多元化战略的反映，背后则是对美国长期将美元作为制裁手段的风险评估。贝森特这番话的实质是试图扭转这一趋势，但他的施压或许反而会激励中国加快部署。
在2025年上半年，关税斗争达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美方的综合税率曾一度高达145%，中方则跟随至125%，双边贸易在一些品类上几乎停滞，供应链重组的成本由企业和消费者共同承担。2025年5月的日内瓦会谈给出90天的缓冲期间：美方将税率降至约30%，中方降至10%，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停火安排，并非真正和解。从后续的发展来看，双方间的结构性矛盾，包括技术脱钩、产业链竞争和战略角力，并未在谈判中得到解决，贸易摩擦在2026年仍旧存在，且各方在应对烈度上保持了相对控制。贝森特此次提出“美债”作为新压力点，其背后的逻辑与关税战相似——只是换了一种施压的方式，目的依旧不变。
贝森特提到“战争”时，从军事角度分两方面分析其威胁：能力与意志。在能力层面，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部署真实存在，包括第七舰队的航母战斗群、关岛的B-2与B-52、驻冲绳的海军陆战队及菲律宾新扩建的基地，再加上日本和澳大利亚在AUKUS框架下的密切合作，这一布局的协同能力不容小觑。然而，意志层面却是另一回事。强迫一个主权国家购买本国国债的逻辑，在任何国际法框架内都难以找到支持，美国的盟友也不会为了这个理由卷入冲突，更不会有人敢在国会投票支持武力行动。贝森特的“战争”只是一种谈判用语，而非实际的战略规划。
在2026年，西太平洋的军事紧张形势的确较几年前有所上升，但这种紧张更多是为了威慑，而非直接对抗。美日菲澳的联合演习频率和复杂度有所提升，演练内容已从常规反潜扩展到海上通道管控与岛链封锁的协调。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导弹升级、海军双航母编队的协同训练等方面也在稳步推进。尽管双方都在增强军事准备，却也在控制节奏，未将对方逼至紧急反应的境地，形成了一种高强度的战略竞争状态，而非战争的前奏，这一判断在目前依然成立。
去美元化的进程，恰恰是在这一轮美国金融施压的背景下加速推进，这一现象本身颇具讽刺意味。沙特阿拉伯从2023年开始探索部分石油合同非美元计价的可能性，已不再是新鲜话题；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接入机构数量在2024至2025年稳步增加，涵盖了多个亚非拉国家；中俄间的能源贸易本币结算比例，不久前的报道显示已经超过90%。虽然短期内没有任何单一货币能够复制美元的网络效应，每当美国将美元作为武器使用时，都无形中为通往替代路径的探索者增加了理由，使这些探索更加深入。
贝森特的言论在美国国内引起的反对声音同样值得关注。华尔街的主流反应显得谨慎，而非大力支持——高盛、摩根大通等机构仍在亚太地区保持着大量投资，贸然将中美关系推向金融对抗，可能对美国市场的稳定性形成双重风险。虽然美联储名义上独立，但对美债市场的压力仍然高度关注。学术界及部分共和党内务实派也在质疑这种表达方式是否有助于实现实际政策目标。如果威胁换来的不是顺从，而是更大的反击，那么这一金融施压的整个逻辑最终很可能会反弹。中国在应对这一局面表现出相当的克制与战略清醒，虽然外交上的反驳是标准做法，但实际重心在于更具实质性的举措。
